许诗焱:解密翻译过程——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介绍

作者 | 许诗焱
文 | 江苏省翻译协会

经过近三年的筹备,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于20151月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正式落成。近年来,俄克拉荷马大学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2010年创刊的中国文学英译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中国文学》)目前已经拥有稳定的读者群和较大的影响力。2009年设立的“纽曼华语文学奖”也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华语文学奖项,历届获奖者包括莫言、韩少功、杨牧、朱天文和王安忆。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最初收藏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顾彬(Wolfgang Kubin)和叶维廉(Wai-lim Yip)三位翻译家的翻译资料,包括书信、手稿、合同等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馆藏资料都由翻译家本人提供,绝大部分都从未公开出版。2016年,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又新增了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藏品系列,藏品主要来自收藏家威廉·拜凯尔斯(William Bikales)和托马斯·戈德韦瑟(Thomas Goldwasser)。由于藏品不断丰富,档案馆已由原来所在的莫奈馆(Monnet Hall)迁至位于校园中心的图书馆主楼,不仅馆藏区、展示区、阅览区的面积都有所扩大,还增加了四间办公室,可以接待更多的研究者和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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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与档案馆馆长Jonathan Stalling(石江山)教授

在新馆前合影


葛浩文提供给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的资料不仅涉及他所翻译的莫言、贾平凹、苏童、毕飞宇、余华等很多内地一线作家,也有来自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作家。档案馆前厅的书柜中陈列着600多本作家赠书,很多书上都有作家的亲笔签名,见证葛浩文与众多作家之间的友谊。档案馆的藏品还包括他在翻译过程中与作者、编辑、学者、读者等人的通信,以及他多年以来与出版社之间签订的翻译合同。除此之外,档案馆书库中有六千多本葛浩文的私人藏书,勾勒出他四十余年文学研究与翻译的轨迹,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版本。以他最钟爱的女作家萧红为例,葛浩文共收藏了五个不同版本的《生死场》,还有《商市街》民国二十五年八月的初版,该书的署名还是萧红早先的笔名“悄吟”。这些书籍中还夹着萧红发表在报纸上的小说,如《大同报》上的《弃儿》、《腿上的绷带》、《哑老人》、《清晨的马路上》;《哈尔滨公报》上的《看风筝》,《国际协报》上连载的《麦场》等。这些发黄的旧报纸和繁体竖排的汉字,体现出葛浩文的对萧红、对中国文学的热爱。葛浩文的翻译工作还在继续,档案馆不断收到他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家中寄来的最新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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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的翻译资料从德国远道而来,与葛浩文的资料相比,顾彬所提供的资料更为私人化。顾彬与顾城、北岛、杨炼、多多、王小妮等很多中国诗人交往颇深,他的资料以他与中国诗人的个人交往为线索,从中可以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在海外的中国诗人的经历。顾彬的藏品中有不少与诗人、学者之间的信件,有些是用英语写的,也有一些是用德语或者中文写的。还有他在德国组织的诗歌朗诵会的宣传册,他在上面记下了所有与会者的名字,并把关于诗歌朗诵会的报道都收集在一起,几乎完整地复原了这些活动的现场。他还提供了自己翻译诗歌时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在翻译中逐步修改的过程。档案馆还珍藏了顾城的书画作品;顾城自杀前最后一次在德国时,就住在顾彬家里,顾彬把顾城当时创作的书画作品都捐献给了档案馆。其中的一幅作品“鱼在盘子里想家”,亦书亦画,让人难忘。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馆长Jonathan Stalling(石江山)教授将这幅作品挂在前厅的墙壁上,所有的参观者都为之赞叹,即使是看不懂汉字的外国人,也被其中所蕴含的忧伤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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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廉的藏品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他将经典英语诗歌翻译成中文的资料,他的翻译让中国诗人了解西方诗歌,很多诗人所阅读的现代派诗歌都出自他的译笔。很多西方诗歌技巧也通过他的翻译进入中国,为朦胧诗派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一部分是他将中国古典和现代诗歌翻译成英语的资料,包括很多台湾的诗歌。此外,档案馆还收藏了大量比较诗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料。叶维廉是比较诗学的创始人,他首次使用“比较诗学”这一术语,也出版了第一部以它为主题的专著。叶维廉1967年起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因此他向档案馆提供了很多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档案,比如教学大纲和课程讲义等,分门别类,几乎就是现成的出版物和读本,体现了他在教学中所运用的方法与思路。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藏品包括韦利个人收藏的自己所有的译作和著作、与友人之间的信件,以及他翻译过程中所使用的参考资料。另外还有3000多册韦利的个人藏书,其中包括与他共同生活40多年的舞蹈批评家、作家贝丽尔·德·佐伊特(Beryl de Zoete)的藏书。因为他们二人都与文化界有很多交往,因此藏书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他们文化界朋友的赠书,比如罗杰·弗莱(Roger Fry)、哈罗德·艾克敦(Harold Acton)等人的著作,其中庞德(Ezra Pound)赠送给韦利的《华夏集》(Cathy)最为珍贵,上面留有韦利当年阅读时的详细批注。还有很多珍贵的中国、日本典籍,上面也有他翻译时所留下的标记。韦利与民国时期的很多名人都有交往,藏品中既有蔡元培、傅斯年赠给他的书,也有罗家伦、卞之琳、凌叔华等人送给他的作品,还有赵萝蕤1937年翻译的《荒原》,译本上有赵萝蕤本人的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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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立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的目的,石江山教授认为,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提供能体现翻译过程的资料。目前的翻译研究大多基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比对,进而得出“忠实”或“不忠实”、“归化”或“异化”的简单结论,而忽视翻译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即使有学者从译本的译者序、译者后记、公开讲座、媒体访谈等资料入手探究译者的翻译过程,可以被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资料仍然非常有限,很难展开系统研究。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所收藏的翻译资料可以体现翻译过程,进而转换翻译研究的方式,将翻译研究推向深入,拓展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空间。笔者访学期间,对档案馆所收藏的葛浩文上世纪80年代初翻译《干校六记》期间的83封信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83封信件来往于编辑、出版商、作者、学者以及读者之间,时间跨度长达4年,内容涵盖翻译的各个方面,既有关于文字翻译的细节探讨,也有对于文本风格和文本风格之后的时代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思考,不仅为翻译评价提供了新的维度,为翻译教学提供了新的素材,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目前所面临的“为谁译”、“该谁译”、“如何译”、“译如何”等翻译研究核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访学结束之前,笔者以这一翻译过程研究案例为主题,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举办了题为“The Translation Process Uncovered:New Findings at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rchive”(解密翻译过程: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之新发现)的讲座。作为档案馆开馆以来的第一场公开讲座,这场讲座吸引了很多听众,俄克拉荷马大学网站也对讲座进行了全程直播,YouTube和优酷网站均可观看,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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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让中国文学研究超越汉学专业。石江山教授谈到他自己在俄克拉荷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感受:“中国文学的英译文本一般只被用作汉学专业的教材,而英语系的教师很少讲授。他们也许会让学生阅读用英语写作的尼日利亚文学作品,或者是用英语写作的印度文学作品,或者是用英语写作的加勒比文学作品……虽然这些文学作品之下所隐藏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深层体系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也是陌生的,但他们觉得至少能把握原文的语言,这样他们才觉得有信心,觉得可以把这些文本用于教学。”这种心态让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进入西方视野的中国文学处于不利地位。中国文学体量巨大,如果仅仅依靠汉学家或是研究汉语的学者在西方讲授中国文学,那就好比“整个大海的水通过一根吸管进入美国”。所以他希望找到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不懂中文的海外研究者可以了解中国文学作品从中文到英文的翻译过程,从而跨越因不了解文本转换过程而造成的障碍与隔阂,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带进汉学专业以外的大学课堂,推进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研究。

第三,改变公众对于翻译的误解。在很多人看来,翻译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替换,因此翻译的报酬不高,并且不被看作“创造性成果”,在大学的教职评定中也经常不被承认。尽管翻译专业人士一直在呼吁,但至今仍未得到真正解决。在档案馆的第二场公开讲座“Beyond the Translation:Archiving the Life World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超越翻译:记录海外中国文学现场)中,石江山教授希望通过建立文学翻译档案馆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假设译者给出的不仅仅是最终的译稿,而是把小说的最终译稿交给编辑,翻译过程的所有资料则交给档案馆,包括译者与编辑、作者之间的通信,还有加了批注的手稿,记录整个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权衡和思考,这些资料足以构成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而档案馆对于这些资料的收藏行为本身也证明了译者为文化历史做出了贡献,因此在将来完全可以被用于职称评定和终身教职认定的考核体系。”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译者而言,这些翻译资料甚至还存在一定的商业可能性,他们可以随译著出版有关翻译过程的音像制品,比如关于一些有趣的翻译花絮,再现翻译中的难题如何通过协商得以解决。出版商有可能愿意出版这些附属产品,为译者提供潜在的收入来源、版税利润以及与他们所翻译的作家相关的其他文化资本。”

目前,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档案馆的访问学者正在继续对馆藏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便于学者们日后迅速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在整理和分类的同时,用中英双语进行登记,录入电脑形成word文档。在登记归档基本完成后,再要把重要的文件逐一扫描,实现数字化。石江山教授还注意到,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译者只需在电脑中分别保存每一稿,或者在每次修改时将修订功能打开,就可以将翻译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下来。石江山教授目前正在收集翻译家们的电子版手稿并寻求这些手稿的使用权,建立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在线资料库,向世界各地的学者呈现更为全面的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为翻译评价、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空间与可能。


原文参见《翻译论坛》2016年第4期

部分内容有更新

图片摄于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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